瞄准“万亿俱乐部”！ “十四五”唐山要这样再出发

[22]可见，在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中，相对于行政权的优越地位，相对人处于防御公权力侵犯的被动地位。

笔者曾依据中国宪法文本、中国宪法实施实际、百余年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脉络以及西方国家的宪政经验，将中国宪法依次假定为政治法、社会规范与法律，并认为中国宪法实施在逻辑上将是一个从政治共识到社会公识再到法律通识的渐进过程，其中，关于宪法的政治共识是宪法实施的基本前提，在形成政治共识的基础上，就宪法实施的方式与违宪法律不得实施的类型形成基本的社会公识，社会公识既是对政治共识的社会认同，也是对宪法精神与相关规范的社会认可与遵奉，在政治共识与社会公识的基础上，有关宪法实施的法律通识才能发挥相应的制度作用。通过政治宪政主义对绝对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予以对峙和消化，从而开启出现代宪政的日常状态，实现一个优良的宪政主义。

[43]关于一体二元中国宪法理论体系框架的具体内容与对相关中国宪法问题的解释，可参见韩秀义：《文本?结构?实践：中国宪法权利二重属性分析》，载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中国宪法学研究首先要研究事实，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中国宪法的政治经验事实与社会经验事实。如果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就中国宪法序言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则会发现政治宪法学与宪法解释学的相应方法大有用武之地，但就是规范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却不能使用，因为在规范宪法学者看来，他们的研究方法与态度虽说是教义学，但其指向则是宪法规范，而宪法规范的逻辑构成为构成要件与法效果，这样宪法序言当然不在研究与解释之列。比较宪法学研究应该是在国别或特定区域宪法学研究的基础上，以寻找共性或厘清差异为基本目标，通过恰当的标准对两个以上政治实体的宪法理论、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所做的比较研究。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区隔。

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亦当如此。可见，如果在中国宪政建设目标（而不是什么主义）上不能达成基本的学术共识，关于儒家宪政主义的学术争论只能是无的放矢，纯粹成为了主义式的思想战甚至无谓的口水战，从而不会对问题的理论阐释与廓清有所贡献[40]。在共和制国家，大都适用于总统、总理、内阁成员，而不适用于一般官员。

2、免去一般是针对无过错，只是由于工作需要而去职的情况，如西方国家对法官的退休免职，其中有因达到一定退休年龄后的申请退休，也有因身体或不能胜任工作的命令退休。被任免、被监督的机关是任免权、监督权的对象，是被任免权、监督权规范的人，但他们往往也是权力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辞职的，应当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确认。虽然美国各州的法官都有一定的服务期限，而不是终身制。

二、任免权之免任免权包括任和免两方面，通常这两方面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弹劾用以监督违法，为法律问题。

[47]其二，对于批准（或决定）产生的人选，往往有提名人和批准（或决定）人，而免去其职务时却可能提名人或批准（或决定）人单方面就可以免。一个提名正式交给参议院时是印在一张兰色小纸片上的。这种参议院礼遇的习俗规范实际上把参议院的审查作用变成了提名的作用。最高国家审判机关、最高国家检察机关、最高国家军事机关则由这些机关的一把手（院长、检察长、军委主席）与最高权力机关共同组建（前者提请或提名，后者选举或决定），而这些机关的一把手本身都是由最高权力机关选举的。

[88] [英] J.S.密尔著：《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4页。也有学者指出，民选制与议会选举制相较，民选制恐亦比较的难以产生适当的人才。或者由总理建议，总统任命，如新加坡宪法第19条第1款规定：总检察长的任命应由总统在取得总理的意见后从具有任高等法院法官资格的人中任命之。[82] [美]彼得·G·伦斯特洛姆著：《美国法律辞典》，贺卫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8-100页。

[17]议会的选举权和议会的批准（或决定）权之重要区别在于提名人。从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等角度看，应当将常委会决定……人选理解为包括任和免两方面，而不应拘泥于文字解释或上下文之间的逻辑解释（两院人选的条文中既然明确规定为任免，那么对国务院的部长级人员没有用任免而是用决定……人选一般应理解为是有意区分二者），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立法者的疏漏，对此不能将决定……人选解释为只包括任不包括免。

[29] 杨舶华等著：《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170页。进入 马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任免权 。

[75]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主席的免职情况有二，一是自己提出辞职声明，总统解除其职务。一般来说，罢免权与选举权（而不是决定权）的联系更密切，被罢免的人员大多是由选举产生的人员。（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95] 这里的监督主要是指对政府成员而不是针对法官，对法官一般不存在监督（法官独立），至于对法官的弹劾，弹劾案若通过则是免，若未通过（仅仅是弹劾案的审理）则类似于监督，但它与质询、调查等独立存在的监督方式应有所区别。[53]同理，在我国，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行使罢免权时应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自身行使罢免权更慎重。……内阁总理大臣可任意罢免国务大臣。

[4]在英国等议会制国家，政府首脑本身是议会中多数党领袖，因此确定内阁成员实质上就是首相的权力，首相只是在形式上受元首制约。法官们将会变的胆怯和随波逐流。

事实上，人们深信，罢免权只要有行使的可能，一般就没有实行的必要。我国国务院总理的产生也是如此，其提名权和任命权都属于国家主席，决定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二）任的对象宪法中规范的任免权其对象主要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如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其成员、宪法法院法官或最高法院法官等。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委员长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由常务委员会在副委员长中推选一人代理委员长的职务，直到委员长恢复健康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委员长为止。

[32]（四）任的条件即任什么样的人？是否有条件限制？这些条件是法律条件还是惯例性条件？对选举产生的人员的条件通常有明确的法律标准，但这些法律资格的限制往往是底线性的，如对议员的限制，美国宪法第1条第2款规定，众议员的当选条件是二十五岁以上，成为合众国公民已满七年，在一州当选时已是该州居民。[27] 本文所论述的任命是宪法意义上的，而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对一般公务员的任命。两院联席会议共同提出。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在许多国家，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是直接选举（首脑）和间接选举（政府成员）的结合，是公民（选举政府首脑）和议会（根据首长提名）共同组建了中央（或联邦）政府。如政府首脑的产生，或者由国家元首提名，议会决定，国家元首任命，如我国总理由国家主席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家主席任命。

[33] [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著：《美国式民主》，谭君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327页。[65]美国在制定宪法时，弹劾是宪法创制者协商的核心问题。

又如财政部长的位置通常都给予总统竞选运动中一个最杰出的工作人员，也许是全国委员会主席。[61]弹劾权在有的国家属于议会，如美国、印度，在有的国家属于宪法法院（如德国议会只能提出对总统的弹劾案，宪法法院才有权审判）。

[24]在美国总统提名联邦低级法院法官时，参议院的否决是通过一种被称为‘兰色回执的方法进行的。各国议会批准（或决定）产生的人员不完全相同，阿根廷对法官、高级军官、大使、高级行政官员的任命由国会批准。而弹劾制度则不同，弹劾是以诉讼庭审的面貌出现的，具有准司法的特征，从提出、通过到付诸审判，都要求类似刑事诉讼那样的诉讼程序，体现在控审分离、重视证据，保障被弹劾人的辩护权等方面，被弹劾人作为当事人能够积极参与到诉讼之中，还可以聘请律师获得帮助。[59] 杨舶华等著：《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页。

英国首相的产生事实上是由选民选出的，选民选举产生议会中的多数党，该党的党魁自然成为首相，英王的任命只是一个形式），而政府的其他成员则是由政府首脑提名，议会批准（或决定），或政府首脑提名，元首任命。但这种区别并不能说明这些人员在产生时有区分提请或提名的意义，从其他国家的宪法规定来看，政府成员和法官的产生需要有提名人时，都是用提名而不是用提请。

政府总理的任之权受国家元首和议会共同制约（但主要是受议会制约）的，如在我国由总理提名部长，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国家主席任命（宪法第62、67、80条）。谋杀、入室盗窃、抢劫和其他一切不能立即与职务联系起来的罪行，都应当按照普通的司法程序来处理。

[18]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第6条第2款。[19] 议会选举产生有关人员时主席团是唯一的提名人，这样的规定是否符合议会的民主精神，值得怀疑。